我从日本回台中后，跟惟谦提出了想搬回台北住的想法。

我祖父在美国电气公司退休时是上世纪八十年初，他来到经济起飞的亚洲四小龙之一的台湾购置房产，当时台北大安区的房价对他来说也不过如此，买完后他就把房子丢给家族信托的人处理。

所谓家族信托，就我这种对经商或是银行保险业毫无了解的金融小白来说，不过是一种保险。

除非全家人都无后断代，否则像我们这样经久不衰的家族，有足够雄厚的实力让家族资本源远流长下去。

我不需要去了解细节，我只要会选择就好。

大安区的平层公寓因为前两年我嫁到台湾后，就不再和原本的租客续约，重新装修后信托经纪通知过我，随时可以入住。

我知道惟谦喜欢台中，甚至差点在台中一中念书，因为那原是他外祖家创办的学校。

我以为我想分居的意思已经摆在明面上了，顾惟谦却难得对我提了反对意见。

“故宫的展览一季一换，台中歌剧院的演出单却是常换常新，”见我要反驳，顾惟谦也凶狠了一回，“你别说什幺台北演出和展览更多，livehouse你去吗？现代艺术你很喜欢吗？画廊给的邀请函你每一间都看得上吗？无菜单料理吃来吃去也就那几家，有格调的咖啡厅很多但你觉得有比家里更好的咖啡机和咖啡豆吗？半地下室的旧书店，你去过一次就咳嗽了半个月。还有，台中既然那幺无聊，为什幺那家号称是贵妇超市其实也不过如此的裕毛屋，你每星期五晚上都去？是为了买东西吗？是为了偶遇你最喜欢的那位国文老师对吧？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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