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概半个下午的时间里，作家和朋友都贴着彼此的身体干各自的琐事，看书，或是写书。直到一通电话打破平静。

那是朋友的手机在响，“嘀哩嘀哩哒”，系统默认的来电铃声，钢琴音。朋友反应过来，望着来电显示顿了三秒，拇指摁在屏幕中间，在红与绿间犹豫不决。钢琴声响个不停，朋友无力接听。

“是出版社打来的吗？”作家轻轻问了句。也许就是这一句，把朋友的脑子给敲醒了。

朋友拿起手机接了电话，去厨房说话，那里没人。作家也不知道朋友说了什么，他猜测那是来自出版社的电话。果不其然，几分钟后朋友脸色闷红地出来，穿好衣服就说：

“等会儿我要去出版社。”

作家把床上另一头的黑色外套甩给朋友，支支吾吾补充道：

“对了……”

“怎么？”

朋友接过外套穿上，转头望着呆滞的作家。

现在轮到作家纠结了：他应该叫他什么？叫他小虞哥，或者虞开，或者虞先生，或者没有指代性而只有存在性的……朋友。作家的脑子运转着，像机械程序一样运作，他低头，细细的嗓音从单薄的喉咙里流了出来——

“虞开，祝……祝你好运。”

“行，我也希望他们今天脑子恢复正常了。”

朋友（现在应该说，虞开）出了门。铁门发出“啪——”的沉响，隐隐地，锁住屋子里生着灰尘的阳光。

这很寂寞。作家一个人盘腿坐在空屋子里，扭着头，盼望着墙上的影子。阳光破窗而入，把墙上的钟面划为阴阳两半，时针指向“3”，不偏不倚又划了刀。怎能这样？这空间里挤满了“滴答滴答”的声音，太静了，静得让人心里毛躁。作家是在用这种空虚的寂静协调什么，或是孤独，或是好运。很幸运，他能睡在一张还算柔软的床上，在炎炎夏日里有竹席歇凉，他庆幸自己脑子足够灵活能够写作，能写一本犯罪小说去叙述谋杀和暴力。他是个作家，犯罪小说作家，官能小说作家，他在出租屋而不是在监狱或地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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